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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行为学] ［转］中国企业向谁学习？（4） |
| 乔冯 发表于：2007-5-24 20:18:14 |
第三篇 跳出企业看企业学党的智慧
企业经营管理者要学会跳出企业看企业。世界上最成功的组织不是企业，而是宗教、政党、军队和学校。宗教是基业常青的组织，学校也是长盛不衰，军队执行力最强，企业学习为什么不换一个维度来思考呢？我们在本篇中将跳出以往思维定势，提出学习党的智慧。
为什么企业经营要学习党的智慧呢？有人认为治党和治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不然，企业和政党同为组织形态，同样面临着以下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如何创建组织，形成组织目标？如何统一组织成员思想、激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如何吸纳并发展新成员？如何分配组织成员之间权力？组织成员之间信息如何沟通？如何防止组织分裂？如何完成新老成员的交替、特别是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如何形成组织领导核心，防止组织臃肿，实施组织变革，构建组织文化？从这一点看，治党与治企组织管理之“道”是相通的。
有人因为党内存在腐败等不良现象而忽视了党的先进性。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任何一种组织在其成长与发展中出现腐败等不良现象不可避免。毛泽东就说过：“脸要经常洗、屋子要经常打扫，否则就会沾染灰尘。” 党内的确出现过腐败，从建国初的刘清山、张之善案件，到80年代实行双轨制时的官倒现象，以及目前党内官员的经济犯罪现象仍然存在，而且各种腐败仍然被频频曝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表现为组织的一种自我完善机制，党本身也不断与各种腐败等不良现象作斗争，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命运的大战，试想党如果没有一套自我完善的机制，她就难于经受数次劫难的考验。
有人认为企业应远离政治。其实在中国，企业家未必热衷政治，但必须了解政治。在中国，政治因素对企业有特殊的价值。一名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必定是既讲政治、又懂经济的企业家。只懂经济，不讲政治的企业家是难以适应国内环境的。中国企业家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而不仅仅是经济学。中国企业家学习并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有利于他们把握好宏观政策面，提高对政策的理解力和预见性，有利于企业用好政策，做好决策。中国共产党具有极高的智慧，时代感最强，来源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离企业最直接、最近，最容易学习。学习党的智慧速度快，效果好。具体说来，有以下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
1.党的新理念
2.党的学习思维方法
3.党的经济政策
4.党经营组织的智慧
第一章 企业生存的土壤
一、不能忽视主流价值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不断相互影响与渗透，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思想意识形态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代表一种主流价值趋向。如近年来党的一些思想价值理念， “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学习型社会”，“绿色GDP”，“发展循环型经济”等等，均是针对当今中国国内国际新形势、新矛盾的充分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团体错综复杂的价值认知中的共性特点，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新的文化思想动向。
主流价值对企业经营思想有制约性。如果企业的经营思想理念与社会主流价值合拍时，那么便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反之，如果偏离主流，将为企业经营带来政治风险。学习借鉴党的思想理念，有利于企业经营决策中政治形势的识别，规避决策的政治风险。特别是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这一特点，决定了企业经营仍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有较多行政干涉，企业思想理念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主流思想理念背离，将面临更多的行政干涉风险。
二、理念的外部来源
中国共产党内集中了社会各个阶层精英人物，并整合全民族精英的智慧，党思想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社会精英人物的前瞻性智慧。党前瞻性的思想理念，为企业提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来源。思路决定出路，是否具备前瞻性的思想理念，是企业经营正确决策的关键因素。
党始终在探索并寻找中国□□□和建设的“本土化答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并寻找到了一条马列主义本土化的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成功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成功。以□□□为核心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并寻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本土化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并寻找一条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化道路。
无论是在□□□时期、建设时期，还是目前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探索，都没有现成的模板，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模板，都需要中华民族发扬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内集中的优秀分子和党外优秀人士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重要的动力来源。中国企业经营也需要一个中国化过程，当前企业的许许多多思想、方法起源于与我们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西方，当今的企业家也不乏一大批崇洋者，怎样借鉴西方的思想、方法，又不脱离国内企业的实际，党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当代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三、发展的政策机遇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主流意志，而这种主流意志的最直接表现为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各种法律、政策、规定，而这些法律、政策、规定构成企业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生存离不开宏观、微观政策环境，由于我国目前及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因此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力度将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力度，企业经营者不应该忽略这一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企业学习党的智慧，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四、跳出企业看见企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大”时全国几十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六千多万名党员。期间历经挫折与艰难。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挫折与磨难中不断前进，组织运作更加精密，组织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组织的丝毫衰老，而是更加朝气蓬勃，正带领中国十三亿人民继往开来奔小康！管理好六千多万人这样一个组织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家企业有六千多万员工，且具有八十多年历史，仅从这一点而言，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管理最为成功的组织之一。
经营一个政党和经营一个企业组织有很多相通性。从活动目的看，经营一个政党首先要实现政治目的，许多政党为了达到执政目的，就要争取民意的支持；经营一个企业是为了赢得或创造顾客、获取商业利益，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顾客支持。经营一个政党需要将政党的目标、思想、工作作风在成员中宣传贯彻，需要统一组织成员的思想，让思想在成员中扎根；同样，经营企业也需要贯彻思想，协调目标，整顿工作作风。
党的组织管理经验和智慧，值得任何一个组织学习和借鉴。企业同样是一种组织形态，企业家作为组织的管理者，难道不能从党的组织管理智慧中得到某种启发吗？
总之，企业经营者不关注，不学习党的智慧，无异于漠视当今主流的价值，无异于视企业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于不顾，无异于放弃了一套经营管理中国化及组织管理方面的可资学习的经验。
第二章 企业经营新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均在分析国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思想理念。由于这种新思想理念是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各种矛盾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均有代表，因此其新思想新理念的形成与提出，具有普遍意义，代表中国社会思想理念的一种时代要求，一种时代精神；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集中大量精英人物，其新思想新理念的提出也代表了中国前瞻性的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党的
新思想理念，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中国共产党带有普遍性、前瞻性、主流性的新理念，无疑为当代中国企业经营的思想理念创新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标杆。
一、观念一新，遍地是金
先进文化能引领企业发展，相反，落后文化将制约企业发展。文化是企业经营的意识形态，其立场、观点潜在地影响企业经营的各项决策。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文化都是其“灵魂”，是经营活动的“统帅”。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在获取经济利益的背后，是在追求一种超越经济价值的理想，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一种幸福的理想境界。而这一境界是参与企业经营者的一种心理体验。
当前中国企业的先进文化应当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追求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的文化。在企业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管理诸要素中，人是最根本的因素。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根本要素，是以“地”为本；工业社会，以资金、物质资源为最根本的要素，是以“物”、以“资”为本；信息化及知识经济新时代，人为最根本的要素，是以“人”为本。哲学上常讲，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同样，企业经营也离不开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营价值理念是企业的世界观，而具体策略则是方法论。企业的价值理念决定其经营管理方法，而经营管理方法又决定其经营业绩。经营业绩要有突破，首先要有先进的企业文化。
换个脑袋
有两个人，一个体弱的富翁，一个健康的穷汉。两个人相互羡慕着对方。富翁为了得到健康，乐意舍弃他的财富；穷汉为了成为富翁，随时愿意舍弃健康。两人交换了脑袋。于是，穷汉成了富翁，富翁成了穷汉。成了穷汉的富翁由于有了强健的体魄，又有着成功的意识，渐渐地积起了财富。可他总是担忧自己的健康，他很快又回到以前那种富有而体弱的状态中。那么，另一位新富翁又怎么样呢？他总算有了钱，但身体孱弱。然而，他不想用换脑得来的钱相应地建立一种新生活，而不断地把钱浪费在无用的投资里。钱不久便挥霍殆尽，他又变成原来的穷汉，然而，由于他无忧无虑，换脑时带来的疾病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最后，两个人都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领导层拥有先进的理念非常重要。他们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寓言里的“脑袋”。正确的理念可以使一个衰败的企业走向强盛，错误的理念只会把企业逼上绝路，而且衰败的速度往往大大快于企业创业成长的速度。企业通过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结合实际条件进行制度创新，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先进文化有特殊的意义。对当代中国企业，尤其要树立以下价值目标追求：
1、“做精、做专、做强、做大”的发展目标
“做精” 主要是指在产品制造、服务、研发技术等方面要精益求精，瞄准国内及世界领先技术发展动态及变化趋势，瞄准客户需求变化趋势，不断学习创新。推进技术标准的完善与革新，工艺流程的优化与改进，淘汰没有市场份额的老产品，不断推出新产品。
“做专”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专注主业，通过在产业领域内进行相关多元化扩张，精耕细作，做透主业。另一层含义是要对目标客户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有所为，有所不为。
“做强”则是指以“质量、成本、速度、服务”为核心，全面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全面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在“做精、做专、做强”企业的前提下“做大”，形成规模经营，品牌经营。
2、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保持创业创新创优的激情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业、创新、创优、冒险、富于激情。弘扬创业精神，企业发展要不断克服小富即安的惰性，实现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三次创业……弘扬创新精神，就是要使思想解放，要敢干敢变，要与时俱进，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形成用新观念研究新情况、用新思路落实新任务、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用新举措开创新局面的生动景象。弘扬创优精神，就是要勇于攀登，争创一流的员工队伍、一流产品、一流品牌、一流绩效、一流企业形象。
3、重科技、重人才、重发展
企业发展要以科技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加大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的投入，逐步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实现在国际分工与产业分工中从低价值链环节向高价值链环节的转移。以人的价值提升，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为保障，以发展为永恒的主题。表现在中国当前条件下，要寻找一条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就是结合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结构优化、产品升级、产业升级。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一条较为典型的道路是OEM——ODM——OBM，从世界加工厂到世界设计室，从世界设计室到世界品牌库，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注：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 )，即原厂委托制造，是指受托厂商按原厂之需求与授权，依特定的条件而生产。所有的设计图等都完全依照上游厂商的设计来进行制造加工。ODM (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s )，即原厂委托设计，是指在产品设计与发展的活动上，经由高效能的产品开发速度与具竞争力的制造效能，满足买主需求。技术能力足够以后设计能力提升，进而能够开始接受并处理设计开发的相关事务。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即建立自己的品牌，进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二、大发展的谋略
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国家发展的先进理念，也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企业来说，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从倾斜式发展模式转向统筹协调发展。不仅仅是企业财务指标的发展，而且是顾客、学习、组织成长、创新、运营效率等指标的平衡发展。以上指标又可以进一步分解，如财务方面可分解为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本金利润率、销售利税率等。客户指标可分解为客户的满意程度、客户的回头率、获取新的客户、获利能力和在目标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运营效率指标又可分解为企业运营的质量、成本、速度、服务。学习和成长指标可分解为人才、系统和组织程序。科学的发展观要求，进一步分解的各指标又要保持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特别对针对那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针对经济与社会不协调、不可持续、难以为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指导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对待企业的社会责任，走新型集约化发展之路。
企业科学发展观有其特殊的内涵，笔者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正确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充分运用经济周期、行业发展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等经济规律，充分考虑到项目投资时滞性，在发展与调整的关系上把握好周期规律与时滞特点，服务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利润、销售回款增长、资产周转速度、资产负债率为企业的主要指标，实现财务的稳健。推行稳健的财务政策，平衡现金流。
2、坚持短期发展和中长期发展相结合。短期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中长期的发展为代价。加强战略管理，重点做好客户关系管理，提高客户的满意度、美誉度及忠诚度，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3、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协调发展。实业是资本经营的基础，也是企业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资本经营是手段，适当的时候通过资本杠杆，实现企业超常规发展。
4、保持有形竞争能力和无形竞争能力同步提高。要把文化、品牌、信誉、社会形象建设及学习创新能力的培育作为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深入开展学习型企业建设，以学习推动各项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赢利模式创新，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经营思想、理念、意识不但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而且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以先进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引领企业发展。
5、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同步。企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及自然环境造成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其利益外溢，如解决了社会就业、为国家纳税、知识迁移、采购商品及原料、消费活动活跃了社会经济等。外部不经济是将企业成本转嫁，如造成环境污染，员工人身健康安全得不到保障，低工资、不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障……所有这一切都是将本来应当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转嫁于社会及环境。企业经营应当考虑外部不经济性成本，企业发展如果与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同步，把成本都转嫁给社会，长期以往，企业发展就会失去社会的支撑，发展也难以为继。
6、企业要有循环发展的意识。科学的发展观，倡导企业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清洁生产，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
三、企业生态圈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在其运行过程中主要完成二类交易，在要素市场以货币购买生产要素，在产品市场出卖产品或服务以换取货币并获得利润。企业通过要素市场交易向社会购买劳动力、原料能源、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通过加工制造增值活动形成产品或提供服务，产品和服务又通过交易卖出并回收资金，资金的回收标志着一轮增值活动完成，然后新一轮增值活动重新开始，如此循环不断。从企业运行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依赖其能生产制造出优秀的产品和提供满意的服务，还依赖其经济交易的成功实现，经济交易能否实现是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任何一种类型的生态系统都有三种角色，即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即平衡者）。在市场经济这个生态系统中，企业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而个人作为市场经济的消费终端，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循环，以生物链的形式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传递，市场经济通过产业组织和分工，以产业链的形式传递着经济价值。企业这个群体虽然从宏观角度看是生产者，但在某个产业链中，下游产业又成为上游产业的消费者。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如果企业只考虑自身发展，以破坏外部系统的平衡为代价，那么受到破坏的外部系统很快就会反过来制约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要在维持系统相对平衡的条件下进行，保持企业生态圈的和谐是企业发展的自身要求。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和谐社会的具体含义即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样建立和谐企业生态圈也有独特的内涵。
1、“心和、人和、天和”
“心和”是指做企业保持平和的心态。消除短期暴利思想，投机思想，戒心态大起落。要把做企业作为长期的事业，“不以康乐而加思，不以隐约弗务。”企业处于快速发展中，取得成功时，在别人的赞誉面前，不能陷入无往而不胜幻觉，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企业面临困境，要有一种耐心、恒心，要有坚忍不拔精神。保持心态的和谐，以追求幸福和快乐为宗旨。“人和”包括内部“人和”和外部“人和”。处理好股东、职业经理人、员工的关系，平衡三者的责权利，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系统。而外部“人和”则是平衡协调好与供应商、顾客、银行、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的关系，构建与外部和谐环境。“天和”是指企业要保持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平衡协调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顺应“天道”——自然规律。
2、目的和手段的和谐
价值理念要与实现手段和谐。价值理念是做企业的根本宗旨，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法有很多选择，在应用某一手段和方法时应以不违背目的为原则，否则就会产生目的与手段的背离。目的和手段的背离是人们常犯的错误之一，有人信奉“只要目的是合理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经营哲学，但是一个人长期不择手段，就不可能保持目的的纯粹性。3、通过合作实现和谐
发展思路的创新是今后中国企业能否稳健成长的关键，很多企业未能保持稳健成长的关键是以牺牲内外环境的和谐谋取短期的成长。没有保持和谐内外环境的高速成长，尤如断线的风筝，虽然会一时飞得很高，但失去控制，很快会掉下来的。和谐源于合作，转变传统的不和谐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甚至是斗争的发展思路，实现竞合共赢是促进企业新发展的重要思路。未来企业的发展，要在企业内部展开以下三个方面合作：其一、所有者要建立股权之间的合作。其二、投入要素之间要建立合作。其三、出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合作。
第三章 似曾相识的学习歪风
中国企业学习中有三股风,一股是“西化风”,一股是“一窝蜂”,一股是“玄化风”。这是三股似曾相识的歪风，面对这三股学习歪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答案是学习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也同样面对过以上学习歪风，但都较为成功纠正这些学习歪风。其实，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思维方式的历次变迁，均是与不良学习歪风做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结果。
一、西洋风
现在无论在企业界、经济管理部门、学界、还是教育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照抄照搬，迷信西方、教条主义现象之严重令人吃惊，比当年共产党内王明为代表的照抄马克思教条主义，盲目迷信苏联经验有过之而无不及。
1、企业界的盲目学习
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先后出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学习丰田经验；第二次浪潮是学习微软经验；第三次浪潮是学通用（GE）经验。在这几次学习热潮中，什么新概念、新名词一经炒作，似乎就成为包治企业百病的良药。如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六西格玛管理在西方一走红，突然一夜之间，国内很多企业就宣称自己已实行了流程再造、正在创建学习型组织、正引进六西格玛管理，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其实许多企业甚至连概念都没有领会、将西方的一套生吞活剥，外国的月亮在当前仍然是比中国圆。韦尔奇中国行之惑
韦尔奇在中国刮起了一场头脑风暴，有超过2000名中国工商界人士参加了这场名为“2004年杰克•韦尔奇与中国企业领袖高峰论坛”尖峰对话。面对众多中国企业家提出的众多问题，有“全球第一CEO”之誉的GE前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沉着应战，竭尽所能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在他不能回答的问题面前，他也坦诚相告，他说，做企业有很多方法，企业就像很多游戏一样，需要很多的规则，没有最好的，而他所能讲的只是他所知道的。
过招韦尔奇，很多中国企业家略感困惑，每场4800元的门票并未为他们带来任何具体的建议，而只是获得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而让韦尔奇不解的是，一些在他看来只是“常识”的东西，中国的听众却总是纠缠不休，一定要他详述其中精妙，而另一些听众拘泥于一些具体或者纯逻辑性的问题对他穷追不舍，一定要他给出个“一针灵”式的或者说是终极的答案，对此韦尔奇也只好“告饶”说他不是卖药的，他只能告诉大家一种对他来说很有效的理念。实际上，韦尔奇此次中国之行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家开具什么医病的良方，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家要学习他或者GE，需要拨开很多思想迷雾，因为在他那里的“常识”，在企业家那里却是“复杂”。简单模仿、照搬韦尔奇的管理模式没有出路
韦尔奇此次中国之行，中国企业家们的另一个迫切希望得到答案并在不同场合一再被问及的问题：你是可以复制的吗？
对此，韦尔奇的答案是：绝对。但是著名的管理书籍《执行》一书的作者拉姆•查兰教授持否定看法，他说，永远没有两个杰克•韦尔奇，没有两个里查德•布来森，也没有两个邱吉尔，谁若是要模仿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他也承认，韦尔奇确实很伟大，人们如果能够从他的成功中借鉴一些点子、技术和工具，一定会有所收益。不过，即使韦尔奇谦虚地认为他本人的成功可以被复制，但是他却坚定不移地认为GE是不可复制的，韦尔奇告诫诸多希望复制GE的模式的中国企业家说，任何一个成功的模式都可以被学习但是却不能被完全复制，GE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公司所处的环境都不相同，因此所作出的选择也不相同。
一学者撰文指出，简单模仿、照搬韦尔奇的管理模式，不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出路，也绝不会因此诞生我们自己的杰克•韦尔奇，因为中国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恶劣环境、积极变革的本土企业家。
实际上，韦尔奇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此次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他提醒大家在汲取他的经验时不应当受到西方管理理念的困扰，而要注意东西方企业间的不同和东西方社会的差距。不过，中国企业家并未因为韦尔奇的再三提醒而能够完全理解他，实际上，目前，关于韦尔奇有太多的误读。一位曾经在GE然后离开GE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韦尔奇的理论是实践的产物，中国企业家每一次准备采用韦尔奇这样的西方管理经验之前，应该结合自己的实践反复问一句自己“你真的懂了吗？”
2、经济管理部门的盲目西化
政府监管部门，特别是“海归”集中的部门，也是盲目西化的重灾区。我们常在媒体上看某一官员这样讲“国外企业现在是如何如何，因此国内企业未来也应当如何如何。”盲目迷信西方，闹出的笑话也不少。
中国财政部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于杜绝假账、并与国际接轨的目的曾指定中国的上市公司委托国外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就是一个典型。2001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对上市公司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申报材料的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凡在2002年4月1日之后申请发行上市的公司，及在2002年1月1日之后申请再融资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需分别经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A股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须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无疑这将会大大增加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中的强势地位。这使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得以分享数亿元的国内会计市场业务，并对国内会计行业造成重大冲击。然而这些洋会计师事务所似乎不给面子，几乎同时，美国最大的能源贸易商安然公司由于造假破产倒闭，承担其会计业务的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公司被牵连其中，由于安达信被揭露为造假蓄意销毁会计资料而使丑闻升级。
3、学界的盲目西化
为写作本书,我们对南京书城经管类图书作了调查,按照随机抽样及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600种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调查统计发现:目前上架图书纯介绍国外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实务、案例的著述达68%；国内学者以“著”为标志的著述占23.5%；但在此类著述中,介绍国外经营管理理论及实务的内容却占篇幅的93.8%；如果把以上两类企业经营管理书籍中涉及国外理论、案例的篇幅合计起来,介绍西方企业的内容的就占到90%。在国内学者所著图书中除去93.8%的国外理论及实例介绍,其余对国内企业经营管理点评的内容占到5%, 而就这5%的内容也大多为记者等非专业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及理论研究者所为,而真正能对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规划的仅仅占1%。
且不论我们所作统计的准确性、代表性如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书店中买一本介绍有中国特色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是十分困难的。相反那些谈论内容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书，如《基业长青》、《执行力》、《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支柱》、《从优秀到卓越》、《羊皮卷》、《谁动了我的奶酪》……却大为流行。
4、教育界的盲目西化
以MBA教育为例，中国MBA教育是典型的学习西方的产物。中国的MBA教育，从1991年首次试点算起，已经走过14年的发展历程。MBA培养院校从当初的9所发展为2004年的89所，各种MBA课程辅导班、研修班一时风靡整个中国。十多年来，MBA教育确实对企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MBA教育就非常成功。一方面，MBA们“败走麦城”的消息不绝于耳；另一方面，许多MBA学员觉得无用武之地，中国的MBA教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中国MBA教育的十大问题
1、教材西方化、偏学术化。从各高校MBA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我国著名高校的MBA课程设置与国外著名院校的课程设置几乎完全相同，几乎全部内容是西方理论和西方企业经验介绍，尽管对当前我国经济、企业管理有少量介绍，但不成体系，而且使用的教材也是国外教材的翻版，国外教材是来源于外国的企业实践，存在着不尽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
案例教学是MBA培养过程中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而我们的状况是案例缺乏，特别是反映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案例较少，大部分是国外“进口”的，中国的MBA教育不但教学课程照抄照搬国外MBA的课程，而且案例也大多为国外案例。这样很多MBA学生对国外经营管理的概念熟悉，而对国内企业的现状很陌生。
2、录取制度注重考试、数理，而忽视经验、经历；有管理潜质的人考不上MBA，高分录取的常不具备管理潜质。
3、方式是灌输式，而不是互动式、体验式，重知识而非重能力和技术。
4、教学模式是学历教育，而非职业教育。
5、教师大多非管理专业出身，更无管理咨询和实践经验。我国MBA师资很多是从传统管理专业转过来的，是专门从事理论教学的，对MBA的教学特点和规律还不是完全掌握。许多老师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教学的做法，重理论轻实践，并不熟悉案例教学的特点和方式，真正的案例教学内容较少，很少有大的案例，缺少对案例的引导和深入分析，也缺少总结部分，有的甚至把举例当成是案例，教学效果不好。这就使案例教学不系统、不全面，发挥不了案例教学本应该在MBA教学中所起的作用。
6、第二课堂不够丰富，缺少社会实践、学习从课本到课本，本本主义教学模式。我国MBA教育对于西方专业教学的重实证、重实践的精髓却置之不理，除了沿袭课堂教学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外，几乎不安排或很少组织学生实习和实践，或是实践走过场。
7、教学评价有问题。几乎每所学校都自称是一流的，富有特色的，本该严谨的学院充满了太多的商业气息。没有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评价体系。
8、课程设置没有针对性，西方MBA教学设置什么课程，就照搬过来。
9、 教学对象没有细分，什么都学，什么都教，什么都学不精。
10、MBA毕业生能力令人失望。西方的MBA学生很习惯于发散思考和理念碰撞，他们很习惯于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自己去找答案，而我们的学生总是希望老师能够给一个标准答案。 很多毕业生难以经受市场的检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弱。比如很多MBA毕业后不会写专题研究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调查报告、咨询诊断报告……难以想象这样的MBA教育能造就出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中国现阶段学习上的“西化风”，是一种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学习模式。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将西方思想本土化，如何将西方管理与自己的实际结合并落地生根。如何洋为中用，师夷之长技？在有效解决西化与本土化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实践相结合成功经验值得企业学习借鉴。
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改造有四个要点：
第一、分清西方理论的前提条件
党将普遍的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走向了胜利，后来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目前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党在将西方理论与国内情况结合时，首先是分析马列主义的前提条件，马列主义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经过工业□□□，当时西方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因此无产阶级□□□是以城市为中心。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指出中国□□□的主导力量在农村，毛泽东在1930年1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
毛泽东把农民看作是中国□□□的主力，有两个方面的考虑。而这两个考虑都是很实际的。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人占总人口不到1%，而农民占了80%以上。这一数量上的悬殊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如果不依靠农民而单靠工人阶级去□□□，那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弱不敌强，等待□□□失败；二是把□□□推到未来，等待工人壮大了再去□□□。前一种结果很快由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所证实，后一种结果则是陈独秀后来要谋求的。因此，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这句话是他1937年对斯诺讲的。斯诺仔细体味这句话的份量，终于明白了中国□□□发生的原因：
“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毛泽东和他的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绕过有产阶级，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间建立了联盟。”（选自《毛泽东谋略学》作者 萧诗美）
同样，中国企业学习西方理论时也应该分析其前提条件，只有在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借用，否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通运用。西方经营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的形成是有前提条件的。如古典经济学中对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的前提是完全竞争，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及非公共品；而对完全竞争市场又有很多前提条件：供给充分、厂商无限多；市场营销理论中的前提是市场需求是可预期的；决策论中的前提是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人的决策完全能够在理性基础上；投资理论中无摩擦前提，即没有交易成本，信息的对称；会计理论中企业可持续经营前提……
试想共产党人在学习西方理论时，如果不分析前提条件，照搬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以当时100万工人阶级的力量作为领导四亿中国人□□□的力量，就不会取得□□□的成功。西方理论的成立条件是建立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的，中国企业在将西化理论本土化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情况。
第二、引进西方理论时要分析适用范围
在马列主义学说与中国具体□□□建设实践相结合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实际国情与时代潮流，将马列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理论内容适用范围灵活运用，在某些方面扩大应用范围，或在某些方面缩小应用范围。扩大应用范围方面：如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引入市场经济理论，扩大了马列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模式的范围。在马列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经济运作模式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通过中央计划直接配置资源，通过人为定价，指令计划安排生产。无论是前苏联的经济模式，还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实行纯粹计划经济体制，认为市场经济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实践的优秀成果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外。
以□□□为核心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将西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理论结合根据中国国情丰富和发展，扩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模式理论的实用范围。
缩小应用范围方面：如党的六大以后，我国新民主主义□□□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特别是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连蒋介石也承认“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中央的领导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尤其是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共的经验，不顾中国国情。他们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从而失去了广大的同盟军，孤立了自己。在农村□□□根据地，则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衰退。在军事指挥上，消极防御，被动应付，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苦心经营六七年的中央□□□根据地，实行转移。在这一紧要关头党内召开了遵义会议，否定了原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照搬苏联那一套敌我阶级划分、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作为□□□队伍中可以团结的朋友，在军事上采取以退为进、以迂为直，攻其不备、主动出击相结合等更为灵活的战略战术。苏联当时那一套敌我阶级划分、土地政策、军事政策是为当时苏联特殊的国情条件量身定做的，其实用性有特定的范围限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否定了其在中国国情范围内的适用性。同样，西方管理理论、方法的形成是来源于西方企业的特定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又用来指导这些企业，可以说是为这些企业量身定做的。如敏捷制造、柔性生产是□□□汽车制造业实践的产物，流程再造是西方企业利用信息化改造业务活动的产物，六西格玛是利用质量统计分析、借用流程改进思维及信息化手段的产物。这些理念方法的应用均有很高的要求，需要高素质的员工，完善的基础管理，借助先进的工具及可观的投入。这些理论、方法在这些特定的企业范围内有普遍适用性。许多中国企业在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时往往就忽略了这一关键，不分析企业实际而盲目照抄照搬，结果是水土不服。许多国内的企业往往不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直接想超越其发展阶段，一步来一个流程□□□，一步来一个六西格玛管理，这种不现实的想法与做法目前仍然大量存在。在这一点上，研究共产党的成功将马列主义引进中国并落地生根的经验，能给中国的企业界很多有益的启发。
麦肯锡兵败实达的遐思
麦肯锡与实达之争扰攘了一段时间后总算尘埃落定，以实达总裁叶龙出局告终，姑且勿论实达遭ST是谁之过，洋咨询是否水土不服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深思的。目前进入中国咨询市场的洋品牌主要有麦肯锡这类专业公司以及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它们都十分强调自己本土化的进程，例如记者在采访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国公司时得知，该公司内地员工所占的比例已高达90%，而麦肯锡目前也有80多个咨询顾问是由中国人担任的。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杜源申指出，本土化是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生存的基础。由于中国市场的前景看好，许多外资公司都对管理咨询这块业务虎视眈眈，有可能会忽略了开展业务的一些基础工作，如客户的选择不够仔细等。但总体来说人力资源本土化是趋势，保留一些西方的经营理念则是特色所在。
尚需打破文化之墙
麦肯锡的专家们坚称西方管理理念中一些基本的概念仍适用于中国，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对实达的重组方案，没有人否认方案本身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权力为中心已几千年的国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观念上的转变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其实就外国咨询公司而言，它们在国际视野、数据平台、分析工具、品牌影响力等方面都能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任何本土化咨询公司都难以望其项背。但洋咨询始终与中国及中国企业有着文化隔阂。文化无形，其穿透力却不可低估，洋咨询要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突破这一障碍。
第三、西方理论本土化时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西方思想理念、方法的产生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的背景下生成的，并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为背景。而中国却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信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的企业难于直接抄袭西方的那一套。而且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不同，更加使得直接抄袭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时，抓住不同时期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智慧值得现阶段中国企业学习。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把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在新民主主义□□□不同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各有侧重，一开始侧重于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因为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后来蒋介石公然联合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发动政变屠杀□□□势力，国共合作破裂。但当□□□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在对付□□□帝国主义时，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矛盾的主要方面，基于这一认识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级斗争，对经济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成为主要矛盾。后来提出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主要矛盾。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智慧中的一个闪亮点就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学习平衡计分卡的误区平衡计分卡是由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对在绩效测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12家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后发明的一种绩效管理模式，后来在实践中扩展为一种战略管理工具。
平衡计分卡之所以叫“平衡”，是因为它从四个角度：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成长来帮助管理层对所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作全方位的思考。可用于确保日常业务运作与企业管理高层所确定的经营战略保持一致。在具体实施平衡计分卡时，一般经过从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成长四个角度明确企业战略，把战略目标量化后分解到部门、个人并考核。
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告诉我们要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四个角度平衡，于是国内的企业照抄照搬过来。不分析自己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全按照老外的一套照搬，而没有抓住平衡计分卡的本质灵活运用，结果屡试屡败。平衡计分卡的本质是要求企业各项成长指标平衡发展，不但要财务指标，而且还要有其它指标。实际上企业的成长指标远远不止以上四个角度，企业在不同时期其成长面临的困惑有特殊性，企业能借鉴的只是平衡发展这一思维，这是平衡计分卡本质的思想，如果将为美国绩效测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12家公司量身定制的这四个角度套用，将难以实施。企业在具体运用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它三个角度、四个角度、五个角度、或者六个角度的平衡。
第四、西方理论本土化时要分析企业成长的特定阶段
研究还发现，大量的管理思想理念、方法的产生是针对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提出的。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以“管物”为主，后来开始探索以“管人”为主，如人际关系学说、领导理论、学习型组织等，直到现在的文化管理。管理的演变有其规律性，管理的方法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阶段沿着经验管理、科学管理、人本管理、文化管理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中指出“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曾经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答案，但现在它已经成了混乱和问题的制造源”。我们可以随处看见一百年前西方的管理思想方法与最新的管理思想方法同时涌入中国，而且都是针对同样的主题，但我们的企业不分清其成长阶段，往往从经验管理阶段不经过科学管理的规范，就盲目引进文化管理，这就如同想一下从“原始部落社会”飞跃进入现代社会一样。
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时，成功划分□□□建设成长阶段，根据不同成长阶段，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经验的智慧值得企业学习借鉴。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处成长阶段的科学划分，才使得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以正确运用，才能够正确制定与国情相符合的各种经济政策。
二、“一窝”风
“一窝”风的学习歪风也较为普遍，“一窝”风的实质是缺乏独立思考，而表现形式则是完全否定自己。目前企业学习中浮躁之风盛行，管理者在各色各样成功秘诀的诱惑下，懒于开动脑筋。正是由于国内企业界独立思考精神的缺失，才使模仿风不断，从早期的“三株”热，后来的“联想热”、“海尔热”，看上去国人学习热情高得很，但是这种连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践经验都懒于独立思考，或者忽略不顾的盲目学习方式，难道果真能从别人的成功秘诀中取得真经吗？
很多做企业的人，只看见自己的落后，充满自卑心理，对自己可取之处视而不见。这种自卑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在洋人面前自卑。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使我们被动挨打。被动挨打的结果又导致盲目自卑，盲目自卑又把祖宗数千年的经营管理之道和文化传承忘记得一干二净。当我们热衷于忘记自己，学习美国、□□□企业的经营之道时，别人却借鉴我们古代系统思维的文明成果，悟出“学习型组织”的真谛之一是系统思考。从儒家思想中悟出松下精神，从孙子兵法的“立于不败之地”悟出组织系统的超稳定性战略，从国人彻底否定的科举制度中借鉴了人才选拔的方式。相反我们却对自己祖先的衣钵视而不见，把学习型组织、松下精神、系统的超稳定性战略等说得神乎其神。其二，表现为在经营管理的方法选择上的喜欢跟风。一看见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者某一企业成功了，媒体炒作把成功的企业说得如何完美，结果是很多企业无视别人之长，只见自己之短，盲目学习，但这些跟风的企业常常会发现不妙，怎么所谓的成功企业一个个倒下。
中国企业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将零散的经验理论化，并进一步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独立思考是一个“劳其心智”的过程。缺乏对自身实践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学习惰性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他们看来，独立思考毕竟很费神，要详细地收集占有资料，要学会分析方法，对自身也提出较高要求，而且来得慢，不如直接拿来容易。其实别人的经验只可借鉴，而不可完全复制。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自己能感悟，而做企业的最高的境界也是经营者的悟道，在独立思考中悟出经营之“道”。从客观上讲，独立思考的困难在于已有事物的权威性，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盲从，也不抛弃，而是坚持独立思考。例如，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模式，既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又是被苏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模式。然而，在中国却遭到了失败。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模式， 该怎么办？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国情的独立思考，看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特殊的国情需要特殊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模式。其实，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权威，而在于能否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物进行独立思考。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正是不为已有的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 ，坚持独立思考，从而创新了许多不朽的理论篇章。
同样，中国共产党也一直面临与完全否定自己的不良学习之风斗争。例如，关于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曾经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一切皆坏，五四时期出现的这种观念，一直流传下来，直至今日。另一种是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认为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好的，没有看到传统文化本身的局限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科学的论断，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珍贵的遗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不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就是一个例子。实事求是初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实事，每求真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一个新的解释。
三、玄化风
所谓“玄化风”就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抽象化。把简单经营管理问题用复杂的语言，复杂的逻辑，生僻的词汇，陌生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和讲述，陌生的概念、词汇满天飞。譬如，近年流行的“六西格玛管理”、“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理念，以及企业的基业长青术，很多人把它搞得玄乎其玄，大书特书，似乎不懂统计学就不够资格学习“六西格玛管理”，不懂信息化就无法流程再造，不懂五项修炼就不懂学习型组织，不懂平衡计分卡就不懂人力资源管理。又如，一些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者，以数学公式研究经济为荣，完全忽视研究的目的和学习的对象，这也是将问题复杂化的表现。还有人通过将具体问题抽象化，借以表现自己深刻和广博。
如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党的思维方式及做法特别有借鉴意义。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党的经验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维方式的一大亮点，就是把看似复杂的马列主义简易化、通俗化、大众化。所谓简易化、通俗化、大众化，就是抓住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容易为民众所接受。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信念是“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在某个阶段被简化为“打土豪、分田地”；唯物辩证法被简化为“矛盾论”与“实践论”等等。正是因为毛泽东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才能做到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化繁为简，直指本质。
□□□也是“简易”思维大师。他倡导写短文章，反对繁琐，自己也身体力行。□□□简易思维的例子很多，如当有记者问他长征时干了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当又问到他文革时干了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二个字“等待”。□□□主政中国以后首先简化头衔，他没有旗手、舵手、统帅、导师之类的头衔，只保留了一个技术性的“职称”——总设计师。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总设计师的□□□将这项工程设计得是多么简单与完美，短短一句话“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现小康”。如何实现小康呢，□□□的“三步走”战略也十分简单：第一步，80年代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二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在谈到发展的具体思路时，□□□的许多思想既简单，又经典。如“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而言，这种简易化的方法十分重要。越是简易的，越接近于真实。简易化不同于“肤浅化”，恰恰只有深入问题的本质，才能有简易的思维。企业经营者不应该把管理的理论搞繁，而应该象毛泽东、□□□一样把繁杂的理论化简。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党是如何将抽象理念具体化的。将□□□的理想、远景与个人现实需求相结合，即一个阶段目标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思维的一大特点，也是共产党赢得群众，赢得人心的法宝。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将组织理想与成员个人及社会群众现实需求相结合。从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实现四化”，以及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等都是党的理想与当时社会现实和群众理想的完美结合。我们以“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为例具体分析，看一看党是如何将□□□理想、远景与个人现实需求相结合的。
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首先，辛亥□□□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到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才能成功。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以上。
其次，中国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毛泽东在《国民□□□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的中心问题，又进一步地进行了阐述。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国民□□□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
“中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势力的基础---农民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紧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中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至于最后之成功。”为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土地□□□”的问题，并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比较完整了。从而，使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毛泽东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启发和调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觉悟和参加□□□的积极性，终于取得了□□□的胜利；在全国解放以后，又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的□□□家，其丰功伟绩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到1929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党军队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
相反，再看一看目前中国的企业界，这些年来掀起一场“企业文化热”，企业理念一个比一个先进，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但这些理念如果不能落地，如果不能成为员工的内在理念，不能与员工的现实需求和个人发展相结合，所有这些口号都是空中楼阁。企业如何将一个阶段的愿景与员工的现实需求结合进来呢？当今中国的企业决策者研究一下党的具体做法，定会有所启发。
第四章 企业机遇从何来
中国企业大发展与富豪发家的数次机遇都与政策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转型期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由于中国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仍然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将来较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仍然将存在，利用好政策，预见政策往往是企业大发展的重要机遇，相反，不懂政策，做企业就很容易不知不觉进入禁区，产生政策风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执政党的意志体现为国家意志，进一步形成各个时期的政策、法律、法规、规定等具体形式。党的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规定构成了中国企业的重要外部环境。
一、孙大午事件的忧思
1989年，孙大午毅然辞去工作，创办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 大午集团曾名列全国私营企业500强。
2003年5月29日，大午公司董事长孙大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公安部门拘捕。9月30日，徐水县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及孙大午提起公诉。徐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8.3161万元，涉及611人。
徐水县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数额巨大，涉及范围广。被告人孙大午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做出决策，系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均应予以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企业经营，尚未造成吸储款项损失的后果，可以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大午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和对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负清退责任，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依法可以适用缓刑。最终，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每当有富人落入法网，网上论坛总是一片喝彩之声。这并不完全是基于红眼病的幸灾乐祸，官商勾结、为富不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孙大午的被刑事拘留是一个例外：不但没有一个被非法集资的“受害人”额手称庆，还有众多的网友和学者替他鸣不平。他们把孙大午描述成一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孙大午犯了非法集资罪。在一般人眼中，违法犯罪是做了坏事，但孙大午非法集资是否做了坏事呢？大午公司职工卢清才说：“我在这儿上班，把钱放在这里，用着方便，花着也方便，他还给我打借条，他愿借，我愿存，两厢情愿的事，怎么违法了呢？”大午集团的所在地朗五庄村民杨桂林说：“我根本就没想要多少利息，就是为了方便，随时用随时取，有时急需了半夜都能取。” 大午集团附近的丁庄一位儿子在大午集团上班的老太对记者说：“这钱都是孙大午开给我们的工资积攒下来的，我们再借给他发展生产，有什么错呢？”
显然，孙大午的非法集资并没有损害“储户”的利益，也没有扰乱金融秩序。 这并不足以证明孙大午无罪：某一行为没有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不等于该种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它只是一个减轻处罚的情节。虽然孙大午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但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相关标准，孙大午未经主管金融机构批准，大规模集资，却确实违反了相关政策规定。
许多企业因不了解政策，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政策法律的禁区，遇到了想象不到的政策风险，孙大午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策法律环境对企业经营有限制性，如企业法、公司法分别对企业及公司的注册、形式、出资、组织设置、基本制度、法人治理、经营权、利润分配作了相关限制。《劳动法》对企业用工进行了规定，在员工工作时间、最低收入、人身自由、环境安全、健康等方面保护进行限制。《证券法》对股票的发行，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发行，发行后信息披露、接受审计、外部监管作了限制。其它如《会计法》则对企业财务会计作了限制。孙大午事件再一次提示企业经营管理者要了解政策和法律。企业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政策法律的限制。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学习政策法律，了解党的各项政策法律，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营，不违规。规避经营决策中与党的政策面发生冲突，从而规避政策风险，避免类似江苏铁本事件的发生。
二、富豪发家之谜
中国企业发展与富豪发家数次机遇都与党的政策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政策机遇将长期存在。中国富豪发家之谜有两条，其一是善于利用政策，其二是能预见政策。纵观中国富豪发家史，几乎绝大多数均得益于能利用好党的政策，或者有一种越出常人的政策预见能力。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政策机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定价机制市场化带来的机会。市场化的初期，最先是民用商品定价的市场化。那时民用商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在80年代初期，一批从事民用商品制造及流通领域的企业，它们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
在80年代中后期，实行双轨制，即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部份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当时最为盛行的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粮食、钢铁、水泥、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第二、产权制度断续改革仍将会形成新的政策机遇。这表现在“公”变“私”的过程中，大量的不良国有资产需要处置。MBO虽然由于“郎顾之争”暂时放缓，但仍然还有大量的国有资本要从竞争行业退出。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不良资产的处置，由于没有完美的定价机制和定价标准，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有十分完美的定价机制和定价标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为“灵活”利用政策带来了机遇。
第三、分配制度持续改革仍将会形成新的政策机遇。近几年来，国家又拉开了新一轮税收体制改革的序幕。如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合并，企业所得税与流转税存在重复计征的调整，中外企业所得税的并轨等新的税收政策将会逐步推出。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呢？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为相关政府倡导的，有利于民生、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行业提供了获得政策扶持的机会。
第四、行业准入放开的政策机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进入社会事业领域，进入金融服务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这一切，均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政策机遇。
第五、产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机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断提出新的产业政策。如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准入、发展规划、融资政策等等。产业经济政策变化将给企业经营带来新的政策机遇与风险。
中国富豪发家，许多是利用了以上市场化进程中政策变化带来的机遇、如产权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改革带来的机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存在的“灰色地带”，如“半市场化”定价、审批制度、配额制度等成为政策机遇的重要来源。企业要善于利用以上政策，保持与政府较为良好的关系，预先获得政策信息，并从“灰色地带”的 “合法寻租”中获得企业发展的资源。“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些企业可谓先知先觉，如为了利用好政策，成立政策研究室，其目的首先是利用好政策优惠，其次是在“灰色地带”的 “合法寻租”中利用政策。
在利用政策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政策面的变化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周期性，而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要素成本，及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间接影响到企业所在产业的周期性波动。
产业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常常紧密联系。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家电产业、通讯产业、IT产业一个高速成长期。而在2002—2005新的一轮国民经济增长期中，以上产业却进入成熟期，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相反以房地产、汽车、钢铁、能源等行业迎来了爆炸式增长。产业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的联系还表现为，每一轮国民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是若干个重点产业拉动的，而不是所有产业都全面开花。因此如果在产业决策中进入下一轮国民经济增长的“领长行业”，就很容易成功。相反，进入了一个处于衰退的行业，就很难成功。在产业决策时，要把握这种国民经济周期性及产业周期性，选择合适的决策时点。中国富豪发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常常善于预见政策。人们常说，某一企业的成功是由于决策时的远见，这种远见是对不确定变化的准确预见性，而预见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种预见能力。
政策相对实践有滞后性。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各种矛盾提出来的，是针对以前一个阶段经济社会活动而言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遇到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时，没有现成的政策依据，而又不得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其便按照某种“预见性”的方式经营企业。而这种“预见性”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演变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正确的预见性。而另一种则不被认可，不成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不正确的预见性。正确的预见性代表一种经济活动的主流，这种正确的预见性为决策带来了先发优势，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些企业家就有这种远见。
如一些企业在80年代初，就搞起了承包制。江苏华西村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别人还在担心“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时就在发展私营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地区间的“物物”贸易还是被认为“投机倒把”，但已经有所松动，不少先知先觉者开始“投机倒把”，获得“第一桶金”。几年以后政策放开了，地区间的差价也没有了，机会也消失了。牟其中就是一个典型，在别人还在争论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时，牟其中创办的南德公司做起了“物物”交易，还居然用民品从前苏联换回了飞机。
在别处的民营企业还为融资困惑时，浙江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相互拆借，虽然这还没有政策根据，但这代表了一种经济潮流。为此国家还派员调查，但调查员发现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的运作效率、坏账及风险远小于四大国有银行平均水平，也就不了了之了。浙江人正确的政策预见性，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一些落后地区的企业经营者是在等政策、要政策，政策本来就有滞后性，等来的政策，要来的政策就更加滞后了，这样的企业能不落后吗？□□□生前就鼓励我们“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深刻地认识到：政策的滞后性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作用，鼓励经营者勇于改革，预见政策。政策的预见性为经营提供了决策先机，利于形成先行优势。以产业决策为例，投资决策的执行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能预见政策，先行谋划准备，等相关政策出台立刻行动，就容易夺得先机。很多企业的成功就是充分预见政策的变化，比别人先行一步，在别人担心、害怕、犹豫时提前行动，获得了充分的机遇。而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是看见先行者的成功后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结果往往错过了机会，又不得不一哄而下。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形态过渡到全面竞争的时代，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变幻莫测。一个企业要想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不断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同时在寻求发展机遇。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得益于决策者们超前的政策预见能力。江苏远东集团正是在不断的环境变化中预见政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
江苏远东集团的四次改制江苏远东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了四次改制，每一次改制都体现了决策者超前的政策预见力，每一次改制都换来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远东的四次产权变革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功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暗合并呼应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苏南经济”、“温州模式”、“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规律。
第一次改制：转换经营机制，依托人才拓展市场。远东集团创建之初，坚持“先设点经营，后转化生产，逐步实现规模效益”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新路子，也奠定了远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当时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融资、营销等方面局限性较大，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受到制约。适逢□□□南方谈话发表，当时政府给予乡镇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远东产生了巨大吸引力。1992年初，公司果断地改制为乡办企业，光荣地戴上了“红帽子”。新的机制，既为远东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解决引进人才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实现资本有效营运。公司核心领导层认为，远东是发展中企业，要不断扩张，其关键在于要素重新组合。针对乡办集体企业在运行中反应出来的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等弊端，积极探索资本运营的有效途径。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着手对企业的资产、产权进行全面审计、评估，把乡办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远东初步解决了资金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加大对技术改造的投入。
第三次改制：探索混合型经济模式，走规模效益之路。两次改制的成功，带来了远东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生产设备的更新。但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市场、资金矛盾又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1996年，公司现任董事长蒋锡培等先后9次上北京，寻找国家电力系统重点企业中的合作伙伴。1997年4月，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企与远东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远东将原有员工股中的一部分股权转让给四大国有企业。企业由股份制改为混合型经济，创造了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四次改制：明晰企业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混合型经济模式的运行给远东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要素的重新组合，合资各方都需要根据国家方针政策和市场形势做出新的战略规划。这样，远东公司就顺利回购了转让给国企的那部分股份。接着，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制度，健全了董事会、监事会，组建了新的民营企业集团——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
三、一家欢乐万家愁
政策环境对企业经营影响之大，我们以中国的“病态股市”与“病态楼市”为例具体分析。
2001年6月14日，上证综合指数摸高2245点，其后一路下跌。2005年6月6日11点4分4秒，上证综合指数跌到998点，再创八年新低。许小年的“千点论”最终得到证实。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违背市场价值规律的“病态股市”、“病态楼市”为投机者钻政策空子,迅速暴富提供了机遇。中国的股市、楼市市场化过程存在的“灰色地带”，成为社会财富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移支付的工具。中国的股市、楼市被社会强势群体利用，又被其制造了泡沫，制造了一大堆所谓的虚拟财富，而这虚拟财富的埋单者是社会弱势群体。如今，股市的泡沫逐渐消去，走向了价值理性回归，数以千万的中小股民正在这一价值回归的漫长熊市中苦苦挣扎。楼市的泡沫已被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投机商联手吹大，许多为“居者有其屋”而穷其一身的老百姓已身负沉重的银行贷款，不知楼市泡沫逐渐消去之时，又有多少居民在漫长熊市中苦苦挣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股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股票价格本应该按供求关系，按质论价，以市场的手段来平衡其发展。但长期以来，政策人为左右资本市场的发行、定价，导致了诸多政策机会。中国股市中有一句话:“技术面不如基本面,基本面不如政策面”。也就是决定股票价格诸因素中，技术走势的分析不如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企业经营情况分析又不如政策更为有效。
在中国股市存在的十多年中，人为政策扭曲的股市为一些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但也吞噬了更多的财富。如果把股市看作一种“零和博弈”，即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它本身并不能产生财富，但财富在博弈者之间互相转移。那么被吞噬了财富博弈方，就是多年来政府股市政策的牺牲者，而博弈的受利方就是多年来利用了政府股市政策的那一方。
《中国证券报》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投资中国股市出现亏损的投资者比例高达八成，仅有5%的投资者稍有盈利。 另有统计显示，从2001年6月股市出现历史性高点到2004年9月，内地股市流通市值缩水7100亿元，加上其间上市公司融资2726亿元，投资者为国家上缴的印花税478亿元，支付交易佣金等其他成本约500亿元。这些数字相加，再减去上市公司现金分红391亿元，投资者的净损失超过1万亿元。很显然社会公众作为投资者在中国的股市上是血本无归，但得利者又是谁呢？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得利呢？有一种途径是认购新股。在中国诞生之初。 一开始先小心翼翼地试点，但股票还是没人买，“深发展”发行时曾经出现政府官员上街摆摊促销的景观，如同现在的保险公司推销员。 紧接着管理层开始用政策手段加强股市的投机氛围，投机气氛也接着 “一骑绝尘”，股票供不应求的场面出现，股市开始呈现为政策市。在很长的一段里，只要买到原始股，就能稳赚，少则在二级市场涨百分之几十，多的甚至涨十多倍。于是出现了万人空巷买股票认购证的情况，当初上海一个叫“杨百万”的人就靠认购新股赚了钱，最有远见和胆识的还是新疆德隆公司的唐家兄弟，他们动员了新疆5000父老乡亲南下深圳认购新股，结果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紧接着问题开始出现了，新股的认购被管理者操纵，很多人连新股认购证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出现深圳820股民□□□事件。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认购到新股平均都有100%以上的赚头。于是先知先觉者把资金打入股票账户，靠摇新股赚钱，一年的收益不少于30%。后来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一秘诀，都在一级市场摇新股，不到二级市场买股票，结果一级市场股票越跌越深，管理层才不得不规定必须持有二级市场的股票，才能认购新股。可是先知先觉者已经在一级市场稳赚多年了。
途径之二是高溢价发行。所谓高溢价发行就是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远高于企业每股净资产，比如评估价格2元（尚有许多公司虚假评估），其发行价格要达到6元、8元、甚至10多元一股，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定，而是由官员来定。能上市的公司在发行溢价上很赚了一把，很多能够上市的公司股东由此财富迅速增加，这到不是因为他们企业经营的好，而是利用国家政策，通过高溢价发行巧妙的将别人的财富转移集中到了自己手上，把“圈来的钱作为利润”。途径之三是人为操纵发行。一开始是实行审批制，各个地区分配名额，行政审批通过即可发行，后来实行核准制，只要达到条件，经核准即可上市集资。于是众多的公司通过众多方法买通政策关节，巧妙上市。有个叫王小石的证监会的官员，仅仅透露了一下上市公司发行审核人员名单也能卖出好价钱，其中的奥秘，智者必能窥一斑而知全貌。
非市场化的操作在股票发行价格上就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二级市场一上市又涨百分之几十，几百，最终政策造成了股票价格的泡沫。净资产2、3块钱，每股的分红一年不到二毛钱，股价却十多元，甚至几十元的股票到处都是。
中国的股民在交了巨额学费后，逐渐悟出了政策制造的泡沫，于是纷纷选择用脚投票，远离股市。这就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和国际接轨中的中国，但股市持续低迷的原因。持续低迷实际上是价值规律是一种体现，是人造牛市造就的一种虚假繁荣之后的理性价值回归。
中国股市正在价值回归之时，楼市却成为泡沫重灾区。建造成本只需2000多元左右一平方米的房价，却被炒到了万元以上，把房地产当作股票炒作。
以上海的房价为例，2001年平均也就3000—4000元一平方，2002年开始上涨。2003年上海房价开始飙升，有人统计过，在2001年上海只有4%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售价高过8000元，而今天这一比例已达50%，而在上海内环，根本找不到每平方米一万元以下的房子。可以说，如今上海的房价比美国、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比如新外滩花园一套28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是1380万元；一套163平方米的房子，售价568万元，每平方米单价近5万元，甚至有楼盘开出每平方米8万元的房子。至于在虹口区的房子，售价在2万以上的十分普遍，更不要说黄浦区、徐汇区了。某一开发商在上海投资建设一处商品房，原打算每平方7000元出售，但建好后以1.7万元出售还要排队购买。而上海200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16683元，以现在的房价，很多上海人穷其一生，也买不起一套蜗居的住处。
房产作为一种商品，本来如果按市场规律决定价格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政策的缺陷和漏洞让许多人钻了空子，搞了投机，结果是通过房地产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支付。首先是地方政府搞投机，提出经营城市理念，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经营城市在某些地方官员眼中就是人为地控制房地产土地供给，通过破坏供需平衡，哄抬地价，达到所谓经营城市的目的。地方政府收购土地费用很低，但土地市场价格很高，这一价格差造成的获利即成为地方政府经营所得。通过低价收购拆迁用地，又高价卖出，最后百姓买单，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将老百姓的钱转“经营”到地方财政手中，或者干脆暗箱操作以低价卖给开发商，自己收取开发商的“寻租费”。总之，通过经营城市将老百姓的钱“经营”到自己手中或开发商手中。这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错位，自己不充当市场经济的裁判，偏偏要跑到球场和老百姓、开发商一起来打球，还美其名为“经营城市”，经营到最后是很多城市居民穷其一生也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望。
地产黑幕——地皮被炒成了黑色
“我从来没有在正规渠道批到过地皮”，李丁说：“谁不想光明正大挣钱？实在是弄不到手。”征地是开发楼盘的第一个环节。按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具有相应资质就可以申请地皮，但实际操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地皮早就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他们神通广大也胆大包天。比如几年前深圳宝安土地分局的一个负责人（事发后畏罪自杀）独自一人就把城区的土地卖光了。”“一开始，我的报告总是被挑三拣四，批评得一无是处，不是达不到要求就是已经规划完毕，没地方了。三天两头修改，他们总能挑出毛病。最后，我弄懂了，找到国土局办公室的一个秘书，通过她牵线搭桥和局长见了一面，然后专门到他家里拜访了一次，地很快批下来，而且土地出让金可以先欠着，赚了钱再说！”
“一个号称总成本1亿元的楼盘，开发商的实际总成本不超过1000万元。有背景的人连这1000万元都可以不用出，他们自有办法。”
拿到批文后，开发商开始到银行融资。“我们的成本和外界所了解的成本不一样，对于一个开发商，他们的实际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公关费和关系，二者缺一不可。”其它成本如何解决？“银行贷款。”为了鼓励投资，国家金融政策曾对房地产大幅倾斜，但这种政策倾斜成了房地产商投机的最佳途径。按规定，银行贷款的前提是开发商前期投入25%的资金，但“他们才没那么傻。”
一家房地产公司副总告诉记者，银行的人会对开发商进行指点。比如向开发商透露只有银行内部才知道的“打分制度”，这是对开发商资质认定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允许向外透露，但我们会先打听谁是经办人，然后通过特殊渠道把他们请来。他们会告诉我们分数是否达标，并指导如何修改资产负债表以提高分数便于贷款。这样，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资产优良的公司。
“这个环节最为关键，一旦打通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开发商通过抵押批文和楼盘从银行获取建设资金后，接下来就是用“假按揭”套取更多资金。其典型操作手法是，搜集员工的身份证或一些不知情的人的身份证，签订虚假售房合同，然后和真合同混在一起从银行获得按揭贷款。（以上内容引自《世界商业评论》）
中国的利率市场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利率甚至低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是负利率时代。负利率的结果是只要存钱就亏，只要借到钱就赚，于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到银行借钱，购买房子来保值。如2004年上海一些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成几倍的增长。截至2005年2月末，上海全市中资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3715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29.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99亿元，同比增长43.5%；2005年1-2月，商业性房地产贷款新增214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高达87.7%，房地产贷款占新增贷款近90%。低利率政策也为房价的
不断走高推波助澜。游资炒作。中国股市由于其天生的缺陷，目前已很难吸引资本进行投机或投资，而资本、特别是游资的逐利本性，使房地产成为游资的一个泻洪口，它们如过江之龙神出鬼没。在房地产销售环节中，正常的市场链应是“地产商→消费者”，但经过投机炒作变成了“地产商→炒作者→炒作者→……→消费者”。 游资正把具有固定资产属性、流动性差的房地产作股票炒作，不断转手，在利益相连的链条上每一环都要获取利润，这无疑直接抬高了房价。而当房地产价格远背离了其价值时，市场就产生了严重的泡沫。
房地产商还利用信息不对称、自买自卖、虚拟合同、找人排队购买，造成虚假繁荣，在媒体上制造假象，引人跟风等手段人为营造虚假房地产牛市。“炒地皮、骗贷款、虚假广告、偷工减料……近年来中国富豪中房地产业的富豪占据近半壁江山，房地产的暴利使富豪财富迅速积累。2004胡润百富榜有45位来自房地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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